人口是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支撐,人口變化是研判一個國家發展階段、制度能力與戰略選擇的重要依據。從歷史上看,中國是一個繁衍延續、生生不息的人口大國,家庭和婚育在人生幸福、社會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巨量的人口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廣闊的消費市場,極大助力了我國經濟的騰飛。近年來,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人口負增長、少子化老齡化持續加深以及區域人口分布不均、農村“空心化”等問題備受關注,人口相關話題成為社會上廣泛討論的熱點。為什么我國人口結構會發生這樣的轉變?育齡群體生育意愿持續走低的原因何在?少子化老齡化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理性認識和積極回應。
我國人口形勢的新變化
考察當今中國人口形勢的變化,須首先回溯過去一段歷史時期里我國人口發展和演變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面貌煥然一新,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醫療條件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自然增長率顯著上升,人口迅速增長。1949—1970年是人口的高速增長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從5.4億人增加到8.3億人,年均增長2.1%;人口死亡率從20‰下降到8‰以下。為有效緩解因人口增速過快而日益加劇的資源環境壓力,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全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速逐步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1年的23.33‰下降至1980年的11.87‰。此后,因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生育階段,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回升,1987年達到階段峰值16.61‰。20世紀90年代后,在經濟社會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影響下,人口增速逐漸下降并趨于平穩,人口由1991年的11.58億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2億人,增加2.54億人,年均增長846萬人。
2022年是我國人口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全國人口為141175萬人,較上一年減少85萬人,標志著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這是我國人口發展發生方向性轉變的分水嶺,是具有時代性、歷史性的人口大事件,體現了我國人口發展從數量擴張向結構優化、素質提升的深刻轉變。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正處在深度轉型期,人口的總體數量、年齡結構、整體素質、區域分布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人口數量上看,由少子化引致的人口負增長,是我國人口形勢最顯著的變化。我國人口負增長具有顯著的“內生性”特征,是生育率持續低位運行所致。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要達到2.1的更替水平才能維持群體人口規模代際穩定。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之前的6.0左右,降至1990年的2.0左右、2010年的1.5左右,2020年以來降至1.3以下,2023年進一步降至約1.0,在全球范圍內處于較低水平。近年來,我國結婚率下降、婚育年齡推遲漸成趨勢,適齡人口生育意愿趨低。2016—2024年,我國年出生人口從1883.23萬人下降到954萬人,呈現少子化趨勢。2022年人口首次負增長之后的2023年和2024年,總人口分別減少了208萬人和139萬人。有研究認為,未來我國人口負增長是趨勢性的,雖然減少的幅度會有所波動,但將進入一個相對長期的負增長通道。當我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如何使人口保持在一個適度、合理的規模上,實現長期均衡發展,是需要積極探討的一個重大基礎性問題。
在人口總量轉折的同時,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也呈現出顯著的變動特征,人口老齡化趨勢持續深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5.6%,較2000年的7.0%翻了一番還多。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就標志著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超過14%標志著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超過20%則標志著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照此,我國已于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并于2021年達到了中度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從進入老齡化社會到中度老齡化社會,法國用了126年,德國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國只用了21年。且自2022年起,我國20世紀60年代“生育高峰”期間出生的人口逐步進入老年階段,人口老齡化提速明顯。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的老齡化進程呈現“未富先老”的特點,美國、日本、韓國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時的人均GDP分別為5.5萬美元、4.0萬美元、3.3萬美元,而我國約為1.3萬美元,尚未達到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同時,區域差異顯著也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鮮明特征。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城鄉倒置”明顯。人口的遷移流動加劇了老齡化的區域差異,人口流入地的老齡化壓力有所緩解,人口流出地老齡化壓力增大。
人口素質提升是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近年來,我國國民教育和健康指標穩步上升,人口綜合素質顯著提高。2024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60%,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歲,在53個中高收入國家中排第4位,提前實現“十四五”規劃既定目標。但也應看到,國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雖然增加了人力資本總量,卻也面臨就業結構性錯配的新問題。一方面,受教育年限延長推遲了勞動力供給時間,造成有效就業年限縮短;另一方面,在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同時,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城鄉基層和中小微企業人才缺乏問題較為突出,“招工難”“用工荒”現象一定范圍內存在。如何實現人口素質的“全面提升”而非“片面增長”,推動教育結構與勞動力市場協調發展、提升人口健康紅利的可持續性,是亟須解決的現實課題。
區域人口增減分化,是我國人口發展的另一趨勢性特征。伴隨經濟社會發展和戶籍制度改革深化,我國人口流動日益活躍、城鎮化水平持續提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約3.76億人,占總人口的26.62%。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持續提升,2024年年末達到67%。從流動趨勢上看,在發展機會的驅動下,我國人口持續向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區集中,人口人才向大城市、都市圈聚集;而隨著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鎮,農村人口數量減少,許多農村出現“空心化”現象。分地區看,人口持續向南部、東部地區聚集。東部沿海地區對勞動力有較大吸引力,人口數量持續增加,其中廣東、浙江、上海、江蘇等人口流入地區數量明顯增多;而東北、中西部等人口流出地區數量明顯上升,人口比重下降。整體來看,全國范圍內人口聚集與收縮區域并存,呈現出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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