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字體
縮小字體
分享
打印
以數智技術提升治理效能
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這種改變，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的數字化”，互聯網的普及幾乎使人類社會進入“記錄一切”的時代，從指尖劃過的消費數據到社交網絡的互動軌跡，從智能設備的定位信息到平臺推送的瀏覽偏好，個體的行為軌跡與集體的運行圖譜，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皆化作海量數據儲存下來。另一個是“數字的社會化”，人們以數字技術為紐帶，形成了新的社會關系，塑造著新的社會秩序，一個迥異于物理空間的信息社會、網絡社群乃至虛擬共同體由此產生。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使數據本身具備創造“擬真社會”的能力，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的隱喻，不斷模糊著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數據已成為社會本體的一部分，數字就是社會，社會就是數字。社會治理必須走向數據治理，這已非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
當下的選擇決定未來的走向。數智技術如同一把“雙刃劍”，既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提供了新的機遇。從挑戰來看，隱私泄露、數據安全、算法歧視、網絡暴力等問題日益突出；現實社會風險經由網絡放大和傳播后，呈現出波及面廣、突發性強、影響力大等特點；等等。從機遇來看，面對日益復雜精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活動，數智技術為突破社會治理瓶頸提供了新的可能，能夠推動治理模式朝著更加精準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躍升。因此，如何擁抱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更好運用數智技術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是順應數字時代發展規律的必答題。
首先，以數智技術更好地感知社會。現在幾乎人人都有智能終端設備，隨時可以記錄社會動態、表達個人感受。這些動態和感受的交響，既構成社會運行的實時鏡像，也形成對宏觀社會多維度的反思和反饋。無論是客觀事實的呈現還是主觀情緒的宣泄，均是社會治理需要回應的內容。如果不及時感知，信息淤積將會演變為治理的“盲區”，情緒積壓可能轉化為治理的“暗礁”，這本身就是潛在的風險源。而面對當下數據之大、之速，要實現對社會情緒的精準捕捉與社會態勢的實時感知，離開數智技術絕無可能。比如，上海的“城市運行數字體征系統”正是通過技術手段對城市生態、人流、服務等進行實時、全面、客觀的態勢感知，有效解決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看不清、管不全、不及時”的難題。
其次，以數智技術更好地洞察社會。準確識別社會需求、洞悉社會潛在風險，是有效提升治理主體認識、分析和決策能力的必要前提。傳統治理模式下，把握社會趨勢主要依賴抽樣調查與經驗判斷，大量具有價值的動態信息因未被數字化而湮沒于時間洪流，導致事后難以整體地、系統地、及時地分析。數智技術的出現，使我們不僅擁有原生的、即時的可用大數據，而且有了大數據分析手段。特別是以海量數據與先進算法為驅動的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模型，不僅在需求端能夠精準識別民生痛點、風險盲點和發展堵點，而且在決策端能夠借助深度學習、自動推理等生成多維度、可執行的治理方案。比如，通過人工智能深入分析交通流量、人口密度、能源消耗等數據，能顯著提升社會各領域智能化、科學化、精準化治理水平，在提升治理政策適配性的同時，也極大降低了治理成本。
再次，以數智技術更好地回應群眾需求。數智技術的深度賦能可以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實現從“部門中心”向“群眾中心”的價值重構，從“標準供給”向“個性定制”的服務升級，從“被動響應”向“主動預判”的效能躍遷。這種變革不僅打破了傳統治理的層級壁壘與信息孤島，更在數字與民生的深度融合中，勾勒出“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應”的生動景象。一方面，網民數量的急劇增長、各種社交平臺的出現，使群眾能夠實時表達自己的訴求；另一方面，政府借助數智技術收集社情民意，評估相關地區公共議題的關注熱度、討論角度、情感態度等，能更好把握公眾訴求，形成直接面對一線治理問題和公眾需求的新型民意回應機制。很多地方推行的“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辦”“一網通辦”等服務，建立起“24小時響應機制”，確保群眾訴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就是由技術變革推動治理流程優化、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體現。
最后，以數智技術更好地促進群眾參與。傳統社會治理中，群眾往往存在參與成本高、訴求反饋鏈條長、問題解決周期久等痛點。數智技術通過構建“云端參與”平臺，使群眾訴求表達能夠擺脫時空限制，實現從“層層轉辦”到“一鍵直達”的跨越，成本更低、場景更豐富、行動也更方便。置身全球最大的數字社會，中國如何將龐大的網民基數轉化為參與社會治理的動能，讓“指尖上的民生”真正成為“治理中的民意”，關鍵在于搭建包容、便捷的參與平臺，持續增強民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近年來，多地打造的掌上“百姓議事廳”、網上“眾人議事廳”、指尖“云上議事廳”等線上議事平臺，讓老百姓可以隨時隨地參與議事，24小時“不打烊”，成為解決難事煩心事的好幫手。
當然，在以數智技術提升治理效能的過程中，也要防止可能出現的誤區或落差。比如“反應者錯覺”，即把有反應的部分視為全部，從而忽視了沉默的大多數，結果造成少數人“綁架”多數人。再如“霍桑效應”，即數智治理本身所產生的數字和數據會影響社會態勢、干擾社會秩序，甚至造成治理者不樂見的社會狀況。這都需要我們在社會治理實踐中予以重視并加以克服。
社會治理創新，一頭系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全局，一頭牽著民生福祉的溫度質感；既承載著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政治使命，又蘊含著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期待。站在制度文明與數字文明交匯的歷史坐標上，只有讓制度創新與技術賦能雙輪驅動，讓專業力量與群眾智慧同頻共振，方能繪就社會和諧的壯美畫卷，續寫中國之治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