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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思路之變
任何一種社會治理模式都內生于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伴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推進，我國社會利益關系日趨復雜、社會群體結構進一步分化，人們的生產生活、思維方式、交往方式深刻改變，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深刻變化，曾經相對單一、相對固定的社會，已然演變為高度流動、復雜精密的巨型共同體。在此背景下，我們黨將社會治理現代化擺在了治國理政前所未有的位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治理”，隨后黨中央提出一系列關于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歷史性轉變。
“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雖一字之差，卻蘊含著理念、主體、方式、路徑等方面的根本性變革，其核心要義在于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理念與實踐的轉變彰顯出以下幾個方面的鮮明特征。
——更加注重系統思維。改革開放前，社會成員的需求和利益沒有那么復雜，社會矛盾也較為簡單。當時，由政府作為單一主體進行“大包大攬”式的社會管理，不僅是可能的，甚至在特定時期是高效的。然而，改革開放深刻重塑了社會結構，社會關系日趨多樣復雜。在這種全新的社會形態下，任何一個社會問題背后都牽動著不同群體的復雜利益，任何一個治理決策都可能在不同領域引發連鎖反應，往往牽一隅而動全局。如果再用過去那種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維來應對如此復雜的社會關系，那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稍有不慎便會陷入“按下葫蘆起了瓢”的治理窘境。治理模式從過去的“一元”轉向“多元”，治理思維從“管好個體”轉向“調和系統”，這正是社會結構變遷對治理能力提出的必然要求。因此，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注重全面增強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構建政府、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公民個人等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格局，綜合運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多種手段，貫通事前預警、事中處置、事后修復的全周期鏈條，以尋求資源配置與治理效能的最優解。比如，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和基層治理難題，北京市推出了“街鄉吹哨、部門報到”響應機制，正是這種系統思維在實踐中的生動體現。
——更加注重以人民為中心。以經濟體制改革驅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但一度出現的“GDP至上”傾向，偏離了發展的終極目的。社會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躍升，在于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旗幟鮮明地宣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立場與宗旨，就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實踐中，這一理念不斷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具體措施與顯著成效。比如，堅持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頭等大事，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發力，建成了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我們的社會經受住各方面風險挑戰考驗而堅韌向上。
社會治理的根本方向，就是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英國哲學家休謨曾提出，只有當公眾形成“共同利益感覺”時，針對這個問題的道德準則才會被普遍自覺地遵守。當人民群眾在共建中體會到主人翁感、在共治中體會到責任感、在共享中體會到獲得感時，一個穩固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才能真正凝聚起來。近年來，“民主懇談會”“參與式預算”“小院議事廳”“壩壩會”等基層治理形式的不斷涌現，都是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生動體現。
——更加注重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如何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不是中國社會的獨有問題，而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面對的普遍問題。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看，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會極大激發社會活力，引發人們社會參與的爆炸式增長。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吸納和組織這種“秩序”的能力跟不上社會動員的速度，就會導致社會動蕩和沖突。因此，有學者將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描繪成一場“賽跑”，秩序的供給必須跑過活力的需求，否則社會就會“翻車”。我國的社會管理和治理，也在不斷尋求活力與秩序之間的平衡點。新中國成立后，為快速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滿足經濟和社會建設需要，我們通過單位制、人民公社制、戶籍制等將社會高效組織起來，但也影響了社會的流動和活力。改革開放后，社會活力被極大釋放，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大規模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如何在保持活力的同時維護好社會秩序的問題隨之凸顯。
然而有一段時間，人們對活力與秩序、發展與穩定之間的張力和辯證關系缺乏清晰認識，以為一些矛盾和問題僅是由經濟發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來了，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會減少。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更為清醒地看待這個問題，認識到“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起來有發展起來的問題，而發展起來后出現的問題并不比發展起來前少，甚至更多更復雜了”，“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全面看待社會穩定形勢，準確把握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在新的治理理念指引下，我們推出一大批力度空前、影響深遠的改革舉措，破除阻礙社會因子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同時通過法治等多種方式引導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更加注重社會心態的引導與培育。人的行為總是受動機牽引，良好的社會心態是社會活力和秩序的重要基礎。費孝通先生晚年時提出，當今世界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是建立新的秩序，這個秩序不僅需要一個能夠保障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態格局，而且需要一個所有人都能夠“遂生樂業、發揚人生價值的心態秩序”。社會心態是個人的心理經過互動、匯聚、積淀而形成的一種集體心理，蘊含著強大的集體行動潛能。這樣一種心理，平時“同而不約”，在空間上、節奏上和人群上表現較為分散，因此不動聲色、難以覺察。但是，一有風吹草動，往往“不約而同”、集中爆發，形成強烈的情感共鳴、亢奮的行動呼應，如果預警不足、疏導不力，極易引發嚴重社會事件。
理解當下的社會心態，就需要理解“壓縮性現代化”這個關鍵。它的本質，是把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矛盾與問題，進行了一次“壓縮疊加”。西方社會用數百年時間，依次應對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沖擊，每一代人有相對充裕的時間去適應一種變化。而在我們國家，則是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同時面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甚至智能社會的多重轉型。這意味著，許多人的內心既要承受離開鄉土的失落，又要承擔市場競爭的焦慮，還要面對數字時代的迷茫，可能會出現對過去充滿失落感、對當前缺乏獲得感、對未來充滿無力感等心理感受。引導和培育社會心態，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軟任務”，而是關系社會活力與秩序的硬核議題。因此，在新時代社會治理實踐中，我們注重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主動引導社會認知和預期，著力平抑相對剝奪感、焦慮、恐慌等不良社會情緒，努力消弭社會戾氣，積極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筑牢堅實的心理根基。